觉者，如痛痒之自省也。

这里，相爱则有所不忍其实是仁的根源，而相忌则有所不敢则是义的根源。尽管二者的思想实质是相同的，但立论的取向却截然不同。

司马光说：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根据霍布斯的学说，对凶暴横死的恐惧，在起源上先于理性，却发挥了理性的作用。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21朱子曰：一阴一阳，往来不息，举道之全体而言，莫著于此者矣。

11在苏轼看来，人性不能有善恶，而只能趋向于善恶其具体过程是：首先，通过土圭测影（敬致）测定当年冬至。伴随着三代秩序的瓦解，历数知识被更多权力阶层掌握，相应地，天命的管辖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王室，还左右着霸主、诸侯甚至家臣的政治命运。

但古人祭天也不纯粹是为了讨好神灵，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问题在于，民众凭肉眼即可观测此四星象，何来羲和授时之必要？更重要的是，仅仅确定二分二至是不足以指导农业的，因为当时农业以旱作物为主（详后），需更细化的农时系统，这是国家组织当时最尖端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但这个前提目前已被不少甲骨学研究所动摇。

毋庸讳言，历术历来是传统中国政治中的一块禁脔，不少朝代颁布过严禁官员私通钦天监、严禁民间私下造历的禁令。这两类政治权威既有区别，又紧密一体，因为天子与臣民间那种若保赤子（《尚书·康诰》）般的关系，最早是从观象授时中发展出来的，即天子通过制历助天生民。

总之，这是一套阴阳合历系统。本文致力于从起源的层面为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一点线索。因而与其他文明的主神相比，商周天帝的人格化程度要逊色很多。随着天命管辖范围的推广，天命的表达形式也由最初的天象，发展到后来的龟甲、筮草、梦兆等。

如强调其鬼不神的老子，又谓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天具救世主味道，而这是圣人践行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的法则所达致的效果（《老子》第六十、六十七、七十三章）。畴人子弟即掌握历数知识者。毋宁说，天道运行本身就是天命呈现的基本形式，即如斗柄与月令系统所昭示的天命那样。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我们很少看到直接描述帝形象的文献，而且商周天帝的性格基本是少言寡语的，多数时候筣仅简单通过灵龟示若与不若来对君主行动表示命否，而不像西方上帝那样通过先知之口将大量诫谕传与信众，以至于《圣经》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东周以降天道说之所以兴起，离不开历政崩溃后历数知识播迁的社会政治原因。

因而获知天命的方式，也由最初的观，扩展至卜、算、听、解等等丰富手段。顺此可见，天道说在东周的兴起，实际上是历政崩溃、畴人子弟分散的社会政治变迁所催生的知识效应。

第三层天道则是在所有天体的轨道中抽象出周而复始的普遍法则，如终则有始，天行也（《周易·蛊卦·彖传》）。四、历政崩溃及其知识效应前面的论述，无论是观象授时及天道观，抑或是祭天及天命观，最后都归结到权威问题。固然，帝有其意志莫测的一面，但其人格神形象一直是晦暗不明的。周室衰微后，历政崩溃，告朔仅存饩羊之具文（《论语·八佾》）。那么，当天子祭天以报天时，实质是在向其臣民示范一种孝道。东周以降，天数则呈现分叉型，即同时向各诸侯国分散传播。

这仍可从历政中天道观与天命观的关系来解释。这是尧制历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效应。

在早期中国的文明中心黄土高原上，农耕素来以黍、稷、粟等小米类旱作物为主。既然治历技术事关政治权威的掌控，那么，知识即权力，治历知识的传授同时也是至高权力的授受，它势必会发展为一门不可外传的知识。

而早在尧逝世时，民众如丧考妣（《尚书·舜典》）便透露出此种意味。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

虽然这种天命的主宰辖域一开始在农事，但鉴于依赖精准农时的中国古代农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古人很容易将这种天命观泛化到农业以外的种种事务，乃至说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尚书·召诰》）。那么，当天下仰观圣王以及天之四时不忒时，便酝酿出一股宗教情感。由于早期古人掌握的岁实尚未精确到365又1/4日，且未摸索出19年7闰的置闰规律，因此无法像后世推步历法一样可不看天象而用公式上下推求千百年的朔气，而只能根据随时观测的实际天象，动态地编排、调整来年朔气。总之，从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也能看到，尧时代先民对天道的认知已经相当早熟了。

约三层次：第一层天道直接来源于制历活动所认知的日月恒星轨道，如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国语·周语下》）。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通过这种随时观测，天子每年将所测各月朔日干支及节气颁与四方，以指导农作。这类天道被用于解释当时的争霸局势，事关国家兴亡，更容易与天命趋同，故天命即天道，如子犯谓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

因而在祭天仪式中，天人之间并非一种奴隶讨好主人的被动状态，而是亲如父子般，并且在此种拟父子的关系中，人由于要通过制历获取天时，便会处于更加主动的参赞地位。不过，夏商周众多天文考古成果已显示，在地下的三代，天之神性与理性一直并行不悖。

祭天所产生的政治权威是一种基于拟自然情感的宗教型权威，即臣民要像子女孝敬父母般服从天子，如同天子祭天时所示范的孝道。祭天之所以要以祖先配享，是因为古人认为天与祖先对于人同有生育之恩，即同是人之本始。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早期中国哲学的觉醒，也应是历政崩溃后更为深远的知识效应。对这样一位主宰天，唐虞及三代古人必会通过祭祀衪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当然也应看到，天道与天命在合流的同时，亦有各自的发展线索。以下论述表明，它正是天之复杂性所扎根的中国经验。

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李约瑟说：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